解放后政府提倡”破四旧、树新风“。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。尤其是文革初时，更是草木皆兵，很多人倒了霉。像五队的老书先生曾庆平，家里只是有一些收藏的古书古画，都被公社的红卫兵和民兵拉出来斗了一场。
可是杨师公却无人敢惹，平安无事。
其实不是没人去惹他，因为发生过二件事，才将某些人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。
一件事发生在五八年修水库时。
解放后政府破旧立新，和尚道士都还了俗。杨师公分田分地当了农民，人民公社时当了社员。往昔那种走乡串户的神巫职业属封建四旧，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专政对象。他很少出门，偶尔有人来请，也不敢像旧时那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，只能偷偷摸摸的私下行动。
大修水利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这可时那时的国策。兴修水库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，家家户户都要出工出力。杨师公也上了工地。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，因他名气大，有分在一片的邻乡人不服狠不服气。撮掇了一帮年轻人，多次叫板，杨师公都不予理踩。
趁一个雨天歇工时，一伙人在工棚里突然发难。十个年轻壮劳力，愣是没能按住躺在地铺上歇息的杨师公，而且还在杨师公的反击下都受了轻伤。显然这是他手下留了情。当时那十个人里有几人还是我们村的，其中就有曾庆虎和刘老满两个。那时他们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壮劳力，一把子的力气。此事后大家都服了气。都说他武功高强，除了曾凡亮，方圆恐怕难有对手。
另一件事却与迷信有关。
文革时期，我们公社的书记是个叫李显彩的转业军人，三十多岁，牛高马大，参加过“抗美援朝“，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，不信鬼不信神。听说杨师公的事后，决定要抓个”典型”。他从公社带着一个排的基干民兵，荷枪实弹，在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曾成功的带领下，直奔樟木岭第八生产队，准备把杨师公抓去公社开一个批斗会。
李书记一行是傍晚到我们村的那时叫大队。在大队部里待到天黑才出发，等到第八生产队时已是繁星满天。
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去见了五台阎王了。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事有凑巧，反正杨师公不在家。折腾一通后，只好败兴的收兵回朝。
怪事就发生在回来的路上。
从八队回大队部大约有四里路，要翻过龙眼岭。就在龙眼岭那边的山沟里，十几个人迷路了。
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，打着两只电池不足的手电筒，又点了两支杉木皮火把，由熟门熟路的曾成功领路，还就是迷了路。
据后来曾成功说，他们明明听得到远处的狗叫声，看得到依稀的灯火，偏偏就是走不出来。转来绕去的依旧回到原地。直到半夜过后，气急败坏的李书记抓过曾成功的冲锋枪，胡乱的射了一梭子子弹，吓得一直等在大队部的大队书记刘映国脸色苍白，慌忙带着几个民兵点着火把赶了过去，这才将他们解救出来。
事情还没完。
第二天回到公社李书记就病了。发高烧说胡话，一会说鬼，一会讲神，时醒时睡的。公社卫生院束手无策，送到县人民医院，一个星期出院回了家。
虽然李书记的病好了，但人痩了一大圈。回家后一直霜打过的茄子样，病殃殃的无精打彩。而且晚上睡觉老做恶梦，在家休息了十几天毫无起色。他六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原委后，亲自从四十多里的邻乡赶到樟木岭，赔礼道歉，好话说尽，恳求杨师公帮忙去看看。
杨师公去了，过程不得而知，杨师公对此事讳莫如深。总之是李书记的病好了，没几天返回公社来上班了。只是从此再未提捉拿批斗杨师公。
自此之后，再也无人去找过杨师公的碴子。
就像现在，杨师公公然吹响牛角来给我”治病捉鬼“也无妨。一则是我们杏花村地处偏僻，离最近的隔壁大队有五六里地，离公社**里，离区镇则更远，有二十几里。村里有什么事，只要没人说出去，外面根本无从知晓。
杨师公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，这里是他的”根据地“，没人和他过不去，更何况事情过后，被外面知晓他也不怕，无凭无据没抓住现场，他杨师公岂是好拿捏的人物？
在哪个年代，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，方圆几十里，除了杨师公，再无他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