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有一天她说，出来见个面吧。
我坚决反对，誓死反对。
她在电话那头，闻言轻笑。风动银铃之声不绝于耳。
她说又不是搞网恋，大家相貌的状况又是一清二楚，绝无见光死的危险，何必如此固执。
我说最近更穷了，连吃冰淇淋的钱都骗不到了。
于是她说要请我吃饭。
地球人都知道，若有人请客吃饭，我向来会保有一贯的激赏之情。
我们约在桃花岭宾馆对门，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里见面。
说郁郁葱葱大概不准确，因为那片林子的树木种的有些稀疏，非常不适合情侣幽会。
我在林子里呆至头顶结网时，一个美女走近了我，
当时我们相隔半米之遥，我用了半柱香的时间，才认出她来。
我说：“你来晚了。”
她看了看表，笑道：“我还来早了一刻钟。”
我也笑了笑。
我身上向来无表，因为无用。而且由于时间多的快发霉了，所以约会一向早到，尤其是赴宴会之约。
我细细地打量着她。
一头过肩的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，发上扎着一条手绢？丝巾？我不知道。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紧身无袖短衣，鼓囊囊的胸前（托尔斯泰语）绘着一株极引人注目的花草。衣摆之下是一件像是白牛仔布做的热裤，此裤极短，险险裹住我们通常用来坐的部位。脚上蹬着一双我所以为的拖鞋，只是拖鞋前面还做了一个小布洞，似乎是专门为她尊贵的大脚趾服务。
我盯着她清凉无汗面上微微拂起的刘海儿，还有那身上无所不在的充满惑意的曲线，捏住鼻子责问道：
“请我吃饭，用得着下这么大本钱吗？想让我献血啊？”
她愣了愣，笑道：“主要是为了配合师兄你的短小打扮嘛。”
我愕然，看了看自己的装束，昨天刚剪短的刺发之下，是一件洗成遗物一般的格子短袖，穿的“休闲”式短裤，也因为身躯的日渐发胖而显得紧绷绷的，脚上蹬着一双上高中时候的凉鞋剪成的拖鞋，我一向很看中此鞋的舒适程度，但给人的感观却是大不佳。
我俩的配合，似乎并不默契。
我提议去得胜街吃铞仔，她闻言雀跃，说闻名已久，只是未去过。
我看了她半天，始相信，这是一个与社会脱离已久的人。或者说，是和下层人民没有搞好干群关系的人。
我叹了口气，带着她从培心路，肖家巷一路穿了过去。
路上顺便买了一份体坛周报，一串香蕉，两斤三两的生姜，那是家里明天要的。
我心安理得的指挥她给小贩付账。
到了得胜街，随意寻了处小饭馆，我做主，点了二十块钱的豆花肥肠，四块五一瓶的枝江大曲。
我深深了解细水长流的道理。
或许我们在电话里，真的可以做到百无禁忌。但如此真切的面对面，却总让人容易产生不真实的感觉。
于是，我开始喝酒，她开始看着我喝酒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开始往我杯子里倒酒。再过了会儿，她就开始从我的杯子里往外倒酒。
她撑着额，看着小酒馆外不时走过的醉汉，忽地向我问道：
“听你说话，看你行事，总以为你是个不大懂得在乎的人。
只是，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嘛？”
我打了个酒嗝，端起一杯淡到没有茶味的茶，漱了漱口，应道：
“男女之间的东西，我倒是一向不大在乎的。……嗯，只是前些天，躺在床上睡不着，瞎想心事时，才发现老爸他闭着眼睛，也会伸手到我这边来摸一摸，看看我是不是盖着。等再过了会儿，又发现老妈开始做老爸一样的事情……”我用手尖轻轻点点她冰凉的鼻尖，笑道：“我可能会在乎这些。”
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，我说的分外认真。
她听的也很认真，然后说了句我一直记得的话：
“你得道了。”
接下来的事情有些记不清楚了，好象是我就送她到解放路的二路车站去坐的。还买了两瓶鲜橙多，一人一瓶提在手上摇着。
直到今天，我也不懂，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去坐计程车。怪哉。
待回到家后，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从酒意中醒来。
我死死地盯着身旁的电话，发现它一动不动，不知怎的，觉得非常搞笑。
于是我在半夜十二点的家中，放声大笑。
本以为那夜的酩酊之态会把她吓倒。没料到她的电话还是照常地骚扰我，而且似乎来的更频繁些了。
只是现在在电话里，她开始喜欢自以为是的剖析我，不断进行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她的对照，进行着她所谓的理性批判，妄图谋求湖大和加大辩论赛的最后胜利，对了，我忘了说，她是湖大毕业的。
我说我只是想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承欢于父母之膝下，她说我的潜意识里是想榨干父母的最后一滴血汗。
我说我的生活态度乃是生而无为，这是很有深度，很有历史渊源的一种活法。
她说庄子也曾做过油漆协会的会长，老陶同志也曾努力地种田，虽说收成看样子不大好。而只有我好象是什么都不做似的，懒的连说话的声音都显得软软的。
于是她判定我不是生而无为，而是生而无能。
我原谅她的无知，须知无能这种评语是不可轻易予人的，尤其是男人。